“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寄予太大期望。《沉浮与枯荣》受到如此好评，我是感到真的很意外。”28日下午，当记者拨通法学家江平的家中电话，告诉他《沉浮与枯荣》以最高票入选2010“年度十大好书”并被授予“年度推荐”奖时，年过八旬的他十分欣慰。
“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是一本关于大时代大智慧的书。江平先生这本八十自述，写的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精神史。在国家巨变时代，个人命运之所系乃与国家民族命运之所系。江平先生以一个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观察者和推动者的身份，践行了学者作为社会转型"扳道夫"的责任伦理，彰显了个人之精神与道德人格力量之于国家社会转型建设中的作用。”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入选理由中，评委会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评选结果揭晓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这本书的作者、整理者和出版人。“这本书获奖，我应该说是事先有预期，但最终还是有点意外。”这本口述传记的整理者陈夏红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他告诉记者，早在这本书入围“2010年度十大好书”评选50强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关注，“我对这本书入围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多评委对它有这么高的评价，以第一名进入榜首，这一点确实有些意外。”他也告诉记者，《沉浮与枯荣》自9月底上市后，两个月时间已经第三次加印，总印数接近2万册。“在读者中的反映，整体来说很不错，这与十大好书评选的判断与取向，应该说是一致的。”
《沉浮与枯荣》的责任编辑孙东育接到记者电话时也十分高兴。“这本书是法律出版社2010年最重头的书之一。”孙东育说，从出版社角度，一向认为江平代表着中国法学界的一种担当社会责任、维护公平正义的精神，“他不仅在法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已经超出法律之外。我们希望这部不同寻常的作品，能够影响更加深远，传播更加久远。所以获奖对我们来说，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种初衷，印证了这样一种影响力。”
“年度十大好书中，评价最高的两本书都是个人回忆录。说小点是个人史，说大点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在陈夏红看来，这份榜单的价值取向回应了这个时代的问题、直面历史与现实，值得珍视。当他们听说2010“年度十大好书”颁奖典礼将于2011年1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时，都表示十分期待。
而被视为法学界良心的江平老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一再表示，应该提倡更多经历了各种磨难和波折的人们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因为“不从正反两个方面，很难真正懂得历史”。
“抱着十分忐忑不安的心情”
《文化广场》：您的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在“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以最高票入选。作为这本书的口述人，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江平：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寄予太大期望，只是想如实地把历史的情况反映出来。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还不是特别习惯于“回忆录”这种形式。为什么不是特别习惯呢？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多表现得很收敛，而我这个口述自传的出版，好像带有宣扬自己的性质，所以，出版这本口述自传，我自己多少带有一种于心不安的感受。另有一个就是，像我在自序里所说的，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想独立写作回忆录，可是写了几章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搁笔了。我常常扪心自问：我自己这八十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呢？我总觉得一辈子都在学校，参加一些活动，更多讲讲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地方。这两个原因，应该说在我的思想里，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来，在我的学生们的鼓励下，我自己也渐渐认为，我相比于其他人，至少从法学界来说，我的经历还有点故事性，还有点坎坷。所以从这点来说，也就写了这本《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但是写完之后，我自己也担心：这样一本书，这么一些内容，是不是读者都会感兴趣啊我的看法是，可能学法律的人会多少有一点兴趣，那么其他人究竟会如何，这是很难说的。
所以归根结底，我是抱着十分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对待《八十自述》的出版。没想到这本书出了以后，反响还可以，所以我也感到很高兴。我本意是想通过这本书为中国的法制建设鼓与呼，也明确表明我对中国法制前景的自己的愿望。这本书应该说只反映了一部分的现实，或者说涉及到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差不多有3万多字，都被删掉了，仍然有所欠缺，希望以后能够把这一部分补足。
从正反两方面懂得历史
《文化广场》：《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不仅位居十大好书榜首，还被授予“年度推荐”奖，意在向这样的作品致敬。您如何看待评委们的选书立场？
江平：这本书受欢迎，我是感到真的很意外。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现在这种自传体的、带有学术性的一些著作，更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这恐怕也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历程，更多读者希望能够了解。我的历程是一个苦难的历程，但其实我也并不是很典型的，比我典型的经历了苦难历程的人还多得很，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充分反映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年轻人和学生，都很想了解中国过去有过曲折经历的人们的故事。我觉得，更多把过去的经历告诉现在不知道过去这一段历史的人，这是非常必要的。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了解历史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是至关重要？
江平：对，因为不从正反两个方面，是很难真正懂得历史的。只有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的过程中，人们才能更好地掌握和了解历史。从我来说，这些文字都是把藏在自己心头中的一些看法如实地反映出来。
现在有一点风气恐怕还需要再变化一下。因为活着的人来写自传，弄不好会被人感觉是出风头，是更多的表现自己。所以写的人多少有所顾忌，我本人写的时候也有顾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提倡，特别是经历了各种磨难和波折的人，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读者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比较，才能真正吸取我们的历史教训。
“我们起到了"梯子"的作用”
《文化广场》：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最敬重您的一点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您如何看像您这样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法制的贡献？
江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贡献应该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这一代，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就是前面整整缺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后面新起来的一些又没有外语的优势，也没有国外培养的优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么我们的劣势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五十岁了。而五十岁的时候，很快又担任学校的领导，所以我们专业是很不扎实的。我常常说，我没有认真看几本书，没有像研究生那样，去翻阅一些名著或者国外的著名的法学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自己的真正的学术功底，比起现在的研究生们，就差了很多，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所以我也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个“梯子”的作用。我们就像一个梯子，我们为我们的正规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七年甚至十年，做一个梯子。现在来看，我们起到了这个“梯子”的作用。
(转载自《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