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勤耕耘 一腔热血依然红

——陈志平专访

印尼群岛柳林下，父母生养育我身；祖国山河沃土上，党的滋润铸我魂；

清华政法长才智，广西土改定志向；历次运动炼意志，两次下放强筋骨；

改革开放三十载，中国模式四海扬；党有号召我行动，教书育人勤耕耘；

六十岁月同甘苦，国强民富乐悠悠；任重道远献余热，一腔热血依然红。

——陈志平

从老照片说起

     第一次去陈志平老先生家取照片，我们就被他震撼了。陈老有3万多张照片，从小时候的生活开始，一直到现在。陈老告诉我们：“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就是拍照，用照片记录生活，用照片见证历史。”在厚厚的相册中，每一张照片都有文字说明，相册的每一页上方都记有拍照的年份，仿若每翻过一页，就翻过了一年，跟随着照片的足迹，我们和陈老一起回忆了他81年的人生历程。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陈志平，从小在印尼长大，20岁时来到北京，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政治系。1952年随着院系调整，陈志平来到了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党史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我们那时比较特别，算是提前毕业的，但没有毕业证，通常来讲，应该算是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陈老回忆说，学院最初成立时，师资构成主要是四校合并过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管理干部主要是华北革大的老八路，再一部分是提前毕业的留校青年，当时，讲课都是请中央党校的艾思奇或国家领导人来讲。授课主要是培训班的形式，即一般为半个月或一个月专门上一门课，结束一门再一门，且都是大班授课。那时候的党史课程，用的是胡乔木主编的《中共党史30年》，学生则主要是地方公检法的干部。在那个年代，课程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考核方式也不同于现在，课程结束后，调干班的“考核”主要是写思想小结，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思想收获和体会，这是延安教育、教学的传统。

    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科学研讨会是陈老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54年5月27日，举行了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入选大会的论文共9篇，法学方面的较多，如张子培等人的，政治理论的论文较少，有曾炳钧、杜汝楫和陈志平。到今天，陈老依然记得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的两手政策》，主要是以北伐战争时期为背景和材料来论述主题的。当时讨论会分主会场和分会场，主会场在礼堂进行，三四个分会场分布在各个教室。陈老当时是在分会场参加会议，会议的形式由专门的一个主持人主持，之后由作者解读论文，大家进行现场讨论。“讨论会的学术氛围很不错的，只可惜这样的研讨会次数并不多。”陈老说道。

    在陈老的记忆中，刚建校那会儿，学生在课余时间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且方式也和现在不一样，主要是体育活动，其次是在宿舍打扑克或者下棋，周末有一场电影，现在看来很单调，那时，一般人都把交际舞看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顶多是节日跳集体舞，后来，为了国际交流的需要，团委还把学跳交际舞当“政治任务”！

    1954年那会儿，在中苏关系友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当时对苏联专家很迷信，当“神”来崇拜，学校的教学也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全盘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其实很多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比如，在人大，连上课时间都照搬苏联一套，上午的课从8点到中午1点，苏联学生早餐是牛奶、面包，中国学生早餐是稀饭、窝窝头，不到12点，肚子就饿了，所以行不通，很快就改回来。从高中毕业招来的大学生，很快就正规化了。学校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校授课。说道苏联专家，陈老调侃说当时对苏联专家的待遇极好，比如专门为专家配备秘书，随时记录专家语录；专门为专家安排卫生间，其中是有香水除味的。

    在北京政法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师生参加校内外的劳动是较多的，每周六下午，师生都要参加校园大扫除，夏天要到公社去参加麦收和秋种，也参加了挖建小滇池的建校劳动。回忆建校初期的欢笑，陈老印象深刻的是小滇池的故事。“我们领着学生，带上工具，兴致极高地在课余时间轮流进行劳动，一般每次劳动两到三个小时。”建小滇池的初衷是美化校园环境，因有云南军区解放军参与建设而命名为小滇池。池里夏天养鱼，冬天滑冰，平日里滇池旁都是学生在散步、休闲，俨然成为学校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个小小的人工湖，早已成为了陈老这代人心中的一个符号。那里承载着劳动建校的汗水，记录着早期校园生活的欢笑，那里有仅属于他们这代人的记忆。

那段抹不去的历史

    1957年，“反右”斗争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北京政法学院也难逃一劫。那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春风吹皱一泓清水》，点名批评北京政法学院的“整风反右”运动没有切实开展。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拓展学习的陈志平，针对此文给学校相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四条意见，原本就强调了供党委参考，并没有想过要公开发表，更不知道有“整风简报”。没想到这封信的全文被刊登在简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作为动员整风的材料。“这个是我很不愿意看到的，之后也证明，这四条意见的提出成为了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陈老说道。

    1958年，陈志平被下放到清河营劳动，其间他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时以“先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表彰大会。“没想到当天下午便被学校召回，参加了教研室专门针对我当年四条意见的批判会”，陈志平也因其带来的恶劣后果而被给予“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文革”紧接着也来了，只是这次的陈志平和“反右”时不一样了，“我只写过了一封大字报，题为《我院党委是可以信任的》。”陈志平封自己为“文革”中的“逍遥派”——每天除了三餐饭，都呆在宿舍里。和老一代人一样，这段时期留在他记忆中的，也是每天礼堂的批判会、拍喇叭、大字报、红卫兵等等。事实上，从1959年至1971年，陈志平都在北京政法学院附属中学担任一名普通的文科教师兼班主任，并于1970年再次被下放劳动一年。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被撤消，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前，陈志平一直呆在北京第八十中学教书育人。

    在自己的诗词中，陈老这样写道：“历次运动炼意志，教书育人勤耕耘”。个人命运、学校命运都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下放、被批判，学校的被破坏、被撤销，对于陈老这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伤痛。

教书育人献余热

    1978年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改革开放从此拉开帷幕。1978年，对于北京政法学院，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拨乱反正走向正轨，复办之路欣欣向荣。1978年，对于陈志平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他重回学校党史教研室，重新走上讲台，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教书育人的教育事业。

    “复办之初，学校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陈老回忆道。由于北京政法学院撤消后是交给北京市文化局管理，所以将校舍分给了文化局下属的戏剧学院、合唱团等单位。复办后戏剧学院等单位还是占据了北京政法学院大部分的校舍，只有少部分收回，所以便有了有名的“马扎故事”。由于校舍限制，也使得第一届招生人数受限，只有400人左右。校内宿舍不够，学校就在校外租房子给学生住。尽管条件艰苦，1978年第一年招进来的学生都有着很高的素质，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刻苦学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陈老的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2000年，1996年退休后又被学校返聘，主要给研究生授课。在1986年至2004年间，陈老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侨联主席，主要负责国内归侨侨眷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凝聚侨心、集中侨智、发挥侨力、保持侨益”。回忆起在侨联的工作，陈老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由法大归侨侨眷和归国留学人员资源捐献的8000多元，租地建起“迎奥林”，为绿化北京做贡献。

    临走的时候，我们看见陈老的客厅里还放着最新一版的侨联杂志。陈老戴上眼镜，准备继续进行校对工作。“现在也就做做这个，就脑子还可以使使。”陈老平静地说。

    老一辈人，就是这样为学校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余热。

【采访手记】

    略显狭小的房屋，略带质朴的衣着，平静慈祥的脸上架着一副镶边的眼睛，这便是见到陈老的第一印象。

    采访开始，陈老一直坐在沙发旁的摇椅上，甚是悠闲。为了便于整理资料，我们开始便主动要求录音，却被陈老干脆地拒绝了，理由只是：“老人家了，就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一句话，一个基调。之后的谈话和交流，也是一直平淡，却绝不乏味。尤其对于初出茅庐的我，听着一段故事的同时，也在和一段历史交流着。

    毫不夸张地说，踏出陈老家门那一刻，便像接受一场洗礼般轻松怡然。出生印尼、辗转北京、两次下放、艰难复办，有着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却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平静的心态，着实让人佩服。81岁的老人，学富五车、满腹诗书，却从不事张扬、不逐名利。

    在这样一个追名逐利、浮华躁动的社会，和陈老的谈话颇有一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畅快。他身上散发出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沉稳、平静、谦逊，就那么在自己的内心闪耀着，也照亮每一个走近他的人。

(法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