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8日晚19:00-21:50，由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主办、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承办的70周年校庆“法大学术谱系巡礼”系列活动暨中国政法大学名家论坛第281讲通过腾讯会议举行。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忠明作了题为“日记、年谱与清代司法实践”的精彩演讲。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教授主持。校内外220名听众参加了本次活动。
正式开讲前，赵晶教授介绍了徐教授的研究特色，如善于运用多元史料、引入理论范式、开创崭新议题等，尤其是在利用日记考察清代司法实践的议题上，他更是先行者。
徐忠明教授首先阐释了关注日记和年谱的缘由。他认为有关清代司法的先期研究偏重于制度视角，多利用律令典章、官箴、档案等史料，检视文书记录中的司法。这种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不仅使研究陷入内卷，而且忽视“人”的存在。他希望另辟蹊径，以“制度、人与行动”为分析框架，通过引入传记等材料，尝试重绘清代司法图像。他认为从日记、年谱看清代司法实践，可以反思、补充可能存在的疏漏和盲点，呈现“素颜”的司法实践。
聚焦于“律例、人与司法实践”，徐教授指出把“人”还原到历史进程和法律实践中，可使法律史变得更有质感。就清代司法而言，利用日记、年谱进行研究，可考察司法官员与承审案件的关系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知识、能力、经验，诉讼两造的性格、经验及社会资源等因素，对比不同日记中记载的同一案件，进而尽可能地复原案件的微观过程与具体细节。
徐教授强调把握司法实践的时间与空间是阅读日记、年谱的重要方法。日记作者以移动的视角记录日常，使日记内容具有空间性和流动性。地方官任期长短及其在典礼、考试、宣讲、征税、汇报、治安等事项上付出的时间，州县管理的辖区大小、地位位置、地形状况、交通条件等，均会影响司法实践。此外，徐教授认为清代官员在解决纠纷时会更注重解决方案的可执行性，而通过比较州县与刑部官员的日记，也会发现刑部的日常运作中同样存在着“法外”的作为。
徐教授最后总结道：鉴于现存的判牍和档案数量很多，从中可概括出相对普遍的结论；而日记和年谱记录的案件数量却极少，似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这是事实。但是其中“反常”或“例外”的操作，也许可以提醒我们，在清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普遍的、常规的司法样态，那些看似“反常”或“例外”的操作，是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常态？
所谓另一种意义上的常态，是指被司法文书遮蔽了的具体操作。也就是说，司法文书呈现的常态，是制度约束的产物。为了“迎合”制度，也为了通过审转程序的层层审核，司法官员必须把案件做得与律例一致。而日记和年谱记录的审案过程，则呈现出这些案件“剪裁”之前的原始形态。而这，又恰恰是相关案件的真实样貌。无论如何，日记和年谱记录的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判牍和档案的可能和机会。
赵晶教授认为徐教授的演讲涉及诸多研究方法与路径，如避免过度倚重某类材料带来的内卷化、比勘不同史料剖析“历史”被建构的过程、空间因素产生的研究议题的转换等，至于清代丰富且多层次的史料，更让前段研究者艳羡不已。
在提问环节，徐教授细致解答了听众关注的杜凤治日记、沈家本日记中的疑点，进一步解释了基于可执行性的纠纷解决模式，并结合《历代日记丛钞》《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等书目，传授了日记研究的宝贵经验。赵晶教授代表中国政法大学以及线上听众再次向徐教授表达谢意。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科研处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