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奖 李拥军

本文从“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两种话语背后的力量博弈的线索，剖析促进和制约亲属豁免权成长和确立的动力因素，力图在中国语境下揭示亲属豁免权的发展方向。

从文化学的视角阐释“亲亲相隐”话语成长的必然性，从博弈论的视角剖析中国式的亲属豁免权生成的内在动因，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亲属豁免权在中国确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对该问题的分析更为深刻具体，更具有说服力。

文章提出在亲属豁免权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上可以尝试走一条“先外围、再中心”的路线，即立法者可以在民诉法中先作完整意义上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尝试，为刑事领域的作证豁免权积累经验，待经验成熟后，在刑事诉讼领域完全推开。具体说，亲属豁免权立法在中国应该走一条循序渐进、有限推进、不断完善、成熟推广的路径，这是在当前条件下最可行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径。这一建议，立足中国国情，具有客观性和务实性，对当下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